新加坡《联合早报》28日刊发其北京特派员曾昭鹏在北京的看病经历,笔者认为,“药竟然这么贵还是令人有点难以置信”,作者由此谈及了虚高的药价,他在文章中写到,中央电视台的一则报道被视为药价扭曲的典型案例引发讨论和关注,凸显了中国药物价格制定的不合理过程,以及病患作为消费者只能被动接受的弱势地位。

　　文章摘编如下:

　　第一次在北京看医生,被医药费吓了一跳。一盒五颗的抗生素、三盒共18颗的化痰止咳药片,再加上一盒16颗的喉糖,加起来超过500元人民币(下同,104新元),这还不包括近700元的诊费。

　　诊费高昂或许和诊所客户主要是外国人有关,但几盒普通的药竟然这么贵,还是令人有点难以置信。

　　之前对中国医药(600056,股吧)卫生体制并不是特别了解,但同事告诉我,即使到北京一般的医院看病,医药费其实也未必低,需要数百元。因此当他们生病,如果是普通的伤风感冒,往往都会选择靠自己在外买药服用。

　　可见看病吃药对许多社会民众来说,还是一种过分沉重且不必要的生活负担,能免则免。由此推论,医药卫生服务在社会底层的人眼里,很可能更是遥不可及。生病不仅折磨身体,也很可能是一场家庭经济灾难。

　　虚高的药价,近日再次成为一个媒体关注的话题。上周中央电视台《每周质量报告》报道,一种出厂价仅为15.5元的癌症辅助治疗药物芦笋片,经过医药公司、医药代表、医生等环节,最后从湘雅二医院售卖到患者手中的价格竟然高达213元。

　　这个被视为药价扭曲的典型案例引发的讨论和关注,凸显了中国药物价格制定的不合理过程,以及病患作为消费者只能被动接受的弱势地位。

　　有专家告诉《新京报》,药品的生产成本其实仅占药价的不到5%,药价形成的大部分利润是被销售环节所吞噬。由于药品并非一般的商品,拥有向病患建议使用何种药品的医生在其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据业内人士估计,医生回扣部分占药品零售价的20%左右,直接导致了药品高定价的情况。

　　医药卫生是民生的重要部分,其体制建设也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过程中不可回避的改革挑战,药品价格的合理性显然是一个必须正视的问题。

　　据官方媒体新华社本周引述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有关人士透露,发改委将采取四项措施,包括对属于企业自主定价的药品,加强市场购销价格调查;对政府指导价药品加强成本审核;建立基本药物动态调整机制;研究改进药品价格管理方法,以进一步降低虚高药品价格。

　　计划中的官方举措反映了官方对当下的药品价格存在不合理之处有所意识,但和许多领域的系统性改革一样,药价虚高不过是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过程中所必须解决的问题之一。药价合理化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医改的成功,而在这方面,政府的执行能力和执政观念至关重要。

　　医疗卫生领域牵涉巨大的财政投入,在中央和地方政府资源有限以及更重视经济发展的情况下,医改往往未获得足够重视,再加上市场化导致医疗公益性下降和以药养医的制度弊端,进一步导致医改难上加难,直接影响了民生。

　　对于药价虚高的问题,卫生部长陈竺曾在今年两会举行期间的一场记者会上指出,去年8月启动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有“显著成效”,现在的问题是大医院、大型医疗机构如何合理地使用药物。

　　他说:“我也知道这件事情会引起利益格局的调整,会有困难,但是卫生部的同志们,包括我本人在内,也下定了决心,任何利益必须服从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在社会热议药价问题的此时,回放陈竺这番话,进而将思考扩大至改革议程中的其他问题面。解决问题的关键又再一次清晰:不(只)是政策,而是勇气。

[责任编辑:钟林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