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8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经济学教授李玲做客凤凰网，与网友交流公众都很关心的医改话题。

　　李玲在交流中表示，两会聚焦点更多会是在医改的配套政策上。

　　以下为部分访谈实录：

　　李玲：医改方案去年4月份出来以后，应该说我们各项医改推进的非常快。我期望着我们有更多配套的方案出来，因为医改方案是一个总体原则方案，会有更多财政的，公立医院的，定价的各种配套方案。希望更多的配套方案能出来，然后也希望政府能更加重视。

　　我相信这次两会可能谈论更多的还会是医改问题。虽然我们在去年一年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在改的过程中，还不断面临新的问题。我想两会代表会提出更多解决新问题的方法。

　　主持人：也就是说，两会更多的聚焦点是在配套政策上?

　　李玲：对，我觉得要更好的推动中国的医改，配套政策应该尽快出台。

　　李玲：政府要加大投入保证公立医院的公益性

　　李玲表示，公立医院的目标就是它应该用最低的成本维护老百姓的健康。而要做到这一点，政府就必须加大投入。改变以药养医局面。

　　以下为访谈实录：

　　主持人：医改方案从酝酿到现在已经有好几年的时间了，其中公立医院改革拖的时间是最长的，有很多人都说公立医院改革是最难啃的一块硬骨头，那么您认为公立医院改革的难度和阻力究竟在哪里呢?

　　李玲：我觉得这个难度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认识上的：其实我们一直没有明确我们为什么要办公立医院，也就是说我们并没有给公立医院一个明确的定位，它在整个国家医疗服务体系里面，它的地位是什么。因为这个认识没有明确，或者共识没有形成，所以一直在争议中，这也导致公立医院改革很多配套的措施出不来。

　　第二层次：公立医院可以说集所有的事业单位的改革于一身，它比一般的事业单位还要复杂，因为它是高度信息不对称的领域。它又面对着数以万计的患者，因为去年中国的就诊人数是19亿次，像90%都是在公立医院，可以说公立医院面对每一个人。这就使得它的利益再分配，或者说调整牵涉面太广，所以非常难。

　　主持人：您多次说过公立医院改革首先要明确目标。那么公立医院改革的目标是什么?

　　李玲：我觉得公立医院的目标就是它应该用最低的成本维护老百姓的健康，这应该是它的目标，体现所谓社会利益的最大化。

　　主持人：这个社会利益也可以说是公立医院的公益性。

　　李玲：对，也就是公立医院公益性，但是现在我们公立医院定位可能并不是这个目标，因为它现在其实是像一个一般企业一样，它得挣钱，发工资，买仪器，盖大楼，所以它追求的其实是收益的最大化。

　　主持人：到这里就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公立医院现在更像一个企业，那么公立医院能否照搬这种企业改革;还有一个就是，大家总是说公立医院要主动适应市场经济，那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和市场经济之间，有没有什么矛盾?

　　李玲：这个也是公立医院难的一个问题之一。第一，公立医院和企业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它也必须学习很多企业的现代管理方法，内部的比如财务的管理，人士的管理，物流的管理，这些它完全可以学习现代企业的运作。但是它的目标，根本点上，公立医院的目标和企业的目标是不一样的，因为企业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公立医院如果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老百姓就得遭殃。因为它怎么得到利润最大化，多开药、多检查、多住院、多手术，医院的利润就高了。但是损害的是老百姓的利益，损害的是社会的利益。所以公立医院要追求的目标和企业是完全不同的。但是我们现在公立医院其实就是说从定位上给它，其实它就是一个企业，而且它还是一个不受监管的企业。

　　因为对于一个企业，它生产一个杯子出来，生产一件衣服出来，我一个患者是有这个鉴别它的质量的能力的。但是对于医院来说，患者信息是不对称的，也就是说你是不是给我提供了合适的服务，患者其实没有立案来监管它，所以导致我们现在公里医院像真空了一样的。既政府对它的监管不够，市场的力量对它的监管也非常的缺乏，回到你刚才还讲到公立医院。

　　主持人：公益性和市场经济。

　　李玲：对，这个问题特别好，现在我觉得也是完全混淆的，应该说它有矛盾的地方，也有兼容的地方，我们毕竟是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以其实它应该是怎么兼容。但是我们现在公立医院面对的困境是什么呢?第一，给它定位不明确，让它像一个企业一样的在运行。第二，我们现在给它的价格政策、投入政策，也违反了我们现在所谓社会主义的原则，为什么呢?现在所有的医院面对的投入品都是市场化的，水、电器、棉纱、药品，所以投入品都是市场化。它的医生、护士，他也面对市场化了，他得买房，送孩子上学，他也得要一份市场化的工资。

　　但是我们现在医院面对的困境是什么?我们的药品，我们的医疗服务，尤其是医疗服务，政府监管价格。那么政府当年监管价格的目标就是能够让老百姓能看得上病，能付得起。但是前提必须加大政府的投入，才能够让医院运行，政府又没加大投入，说给你医院政策，所谓政策就是药品加成政策，以及高薪技术的市场定价政策，这样就使得我们的医院像是个扭曲的机制，多开药就能多挣钱，多用高薪的设备，多检查它就能挣钱，所以它其实我原来说过，我们现代医院结合了，其实是计划或者说政府和市场两个最不好的东西在医院里体现出来了。

　　李玲：服务收费 政府补助不能完全扭转现状

　　凤凰网：您刚才提到政府要加大投入，这样的话，用来保障公立医院的公益性，那么在公立医院改革试点指导意见里面，说是希望通过服务收费和政府补助来解决现在药品加成的问题，您觉得这样能彻底的改变这种看病贵的局面吗?

　　李玲：因为我们原来是药品加成服务收费和政府的投入，政府的投入是远远不够的，平均大概只占医院运行不到10%，服务费又是低，严重的压低的。比如说我们的一级护理，护士24小时一级护理，一天只收七块钱，这是中国，你看我们中国医院里，护士很少。因为医院雇护士越多的话它就越亏，因为现在小时工都到十块钱了，一个护士一级护理，一天只能收七块钱，它是政府的定价，它把医生和护士的服务费用定的非常的低，也就是说它服务这块，实际上是亏的。

　　所以它从药里面，所以为什么现在以药养医，其实现在大医院不是以药，是以检查，以器材，材料来养医了。现在政府也看到了这个弊端，所以它要改变这个弊端，第一它把药的彻底分出去，取消对药品的加成，然后适当服务提高服务的价格，确实我们的服务价格，医生和护士的劳动没有得到尊重。你想七块钱一级护理，而且是在好医院，三甲医院。所以它要适当的提高服务费，然后加大政府的投入。我觉得方向是对的，但是可能政府投入的一步到位能不能?能到位肯定能够扭曲现在医院的一些机制，但是就目前我们现在是政府大量的钱是投了虚方，投了保险。因为现在的新农和城镇居民的医疗保险都是考政府在投钱。这个时候又要投供方，两边投，我觉得财力可能是个问题，它能不能投够了。

　　另外一个，其实我个人认为，其实药品的加成它是1954年开始，中国就开始应用这么一个政策，让批发价的基础上加15%，这个差额来弥补医生的一些劳务费用，来补医，我们来看一看80年代以前，为什么医生没有开大药房?为什么不是像现在的这种愈演愈烈的所谓的以药养医，或者说拿回扣，你还得看看整个市场的大环境，有没有发生巨大的变化。

　　另外就是过去的医院的财务是受到政府严格监管的，也就是说，我得开大处方，挣的钱，医院是没有分配权利的，我们不能把它做奖金分了，我也不能把它用来去买仪器设备。政府对公立医院的财务是有严格监管，它是一个预算的，收支分开的制度。所以我觉得医院的所谓医药分开，或者说把它开大药方激励机制真正要去掉的话，实际上是把它利益分开，这才是真正的，也就是说不能让医生的收入，医院的收入跟药的收入连在一起。它其实也可以有适当的，因为您一个商业从批发到零售是有耗损，适当的加成，其实并不违反所谓我们所说的市场运行的规律。但是不能让这个加成就随便支配，你得管着它，这是财务的监管才是最重要的。

　　另外，现在其实医院巨大的运行成本里面，我觉得其实跟我们国家整个市场化以后，我们的器材，心脏支架、钢板，都是进口的，一般现在医院里用的，大量的器材都是进口的，检查都是西门子的，CT、核磁，现在拍CT都是进口的，它是价格非常昂贵的，而且加上关税和中间的流通领域。我们现在用的心脏支架的价格是3到4倍，美国人用的价格，你说看病能不贵吗?包括药，一个出厂的价，再到医院以后，就已经涨了数倍了，所以你把后面的5%去掉了，其实无济于事，不能解决从源头上，从产到最终这一条链上，还有很长虚高的。

　　所以我觉得从器材、仪器这些虚高，进口以后，要靠进口价格太昂贵，中国人用不起，我觉得国家应该有适当的产业政策来扶植民族的器材，心脏支架、钢板，以及大型医药仪器设备的研发和生产，这样才能真正把价格降下来，包括药也是一样的。另外，这个我觉得不仅仅是解决老百姓看病的问题，其实是我们国家产业升级，最近不是中央再次强调调整经济结构，调整经济结构，就是你要自主创新，要有新的经济的增长点。

　　其实你从国外看，尽管2009年，整个全球经济都不景气，欧美国家，尤其是美国，它的医药，它的制药，它的医疗仪器设备，其实是逆势增长的，仍然是它经济的支撑点，所以我们中国应该往这个方向发展的，一方面提升我们经济的竞争力，增加这个GDP它的质量。另外一方面，才能真正从源头上解决老百姓看病的问题，看病贵的问题。

　　凤凰网：但是无论是仪器从国外采购，还是在国内采购，在采购成本环节是不是都需要政府大量的补贴?

　　李玲：采购成本不应该，为什么采购成本要补贴，我觉得政府大量补贴是医院运行的成本。

　　凤凰网：医院采购的这些成本，政府并不需要补贴?

　　李玲：你不能说我用进口的支架，政府全买单，用进口的支架，这就是我前面说的概念，你要用进口的，其实是永远用不起的。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来说，无论政府买单，还是个人买单，都买不起来，政府买单要把政府买垮，因为政府的钱也是纳税人的钱，也是从老百姓收来的，所以你真正怎么把这个价格降下来，让它价廉物美。[$PAGE]

　　李玲：信息化市场能促进公立医疗体系建立

　　凤凰网：除了公立医院改革，您认为医改将来还要做哪些具体的工作，来建立您创造的这种公益性的公立医疗体系呢?

　　李玲：这个路是很漫长的，有很多工作要做，其实现在公立医院改革，你第一个问题谈的为什么它是硬骨头?其实公立医院面对是整个社会的大背景，也就是说公立医院面对的问题，既有它的特殊性，因为它这种高技术、高知识人才和信息巨大的不对称，社会关注度高，使它的问题更尖锐。但是其实它面对的问题有很多社会的共性的问题，比如我的行政管理体制，我们的官员提拔体制，我们公立医院的院长，它其实应该是一个职业的来管理医院的人才，但是我们现在是一个官员的体制。所以也就是说，大家开玩笑，这个驾照，开车还要去上驾校，学这么一两个月，还得考本子，才能开车，你说这个驾驶公立医院这辆大战车，尤其大型公立医院，一年十几个亿，二十个亿，这样一个庞大的航空母舰，我们公立医院的院长不需要驾照就上去了。

　　凤凰网：不需要任何培训。

　　李玲：不需要任何培训，所以我觉得国家层面对整个公立医院管理层次的定位，它不应该是个官员的体制，它应该是个职业管理人。它的目标是怎么样把这个医院管好，让他以最低的成本为老百姓服务的，完成公立医院所定的目标，而不是琢磨着我什么时候才能升一级，这个官职才能大一点。

　　法国所有公立医院的院长，必须是法国高级医院学院培养出来的。中国没有这样的机构，我们公立医院院长各行其道，可以说发令枪一响四下散开，每个人跑的路都不一样。尽管我们改革已经定了条条框框，但是各走各的路，这是我们缺乏给它明确的地位，给它的规矩。没上规矩，规矩是怎么来的，上面培养来的。你要培训他们，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下一步我们必须要做的事。

　　第二个，我觉得还是公立医院的改革，肯定应该配套整个社会事业的改革。我们改革开放30年，我们觉得我们的经济发展是突发猛进，我们各级干部驾驭经济的能力非常强。就是谈到经济发展，可以说他思路很清晰，得心应手，处理经济问题是非常的熟练和有办法，但是，公立医院或者说医改，医疗领域，它是社会事业。

　　我们前面讲的，它和一般的企业，或者经济领域恰恰是反的。经济领域，我们要强调放权、让利，社会领域恰恰要做的是整体的设计要合理的约束，要上规矩。所以我觉得这可能还有待于我们整个各级领导思路的转变，就是搞经济的是经济的思维，搞社会事业是另外一套思维。你得不是在想着怎么挣钱，怎么甩包袱的问题，而是怎么想着我得把老百姓健康的责任抗到我肩上，如何用最有效的方法来做这样的工作。

　　第三个，我觉得非常亟待要做的，就是医院的管理，古今中外都是难题。就是因为它是高资本，高自私云集的地方，它信息强烈的不对称。一般患者，其实他的监管能力是有效的。市场经济为什么有效率，它实际上就是形成了一个人人监管这个局面。我货可以比三家嘛，但是医院第一病人比不了三家，比三家他命都没了，第二他比了三家，他也不明白，因为信息太不对称了。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各个国家医院的管理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我觉得我们很幸运。中国正在改革的时候，我们面对了一个新的条件，就是信息化的时代。信息技术恰恰能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而且信息技术这种全国的联网，所有医院的联网，信息的互联共通互享，它其实可以创造一个新的所谓虚拟的市场。因为你一般这种所谓医院的市场解决不了问题，就是前面说的患者监督不了，但是我新的这种虚拟的市场，我是专业人员在监管各家医院的运行情况，这些信息都是共享的。我在办公室里面打开计算机，我可以时时的，就是实况的看到每一家医院正在运行的情况，我可以对它更有效的监管。

　　所以信息化建设，我觉得是我们中国医改，尤其是医院改革非常重要的一个有利的抓手，而我们现在我觉得，我最近在各地跑，其实信息化推广很快。每个医院、每个社区、每个基层，他们都在信息化，但是，我觉得他们信息化，只是把纸版的变成电子版。因为都是在一个医院，甚至是医院的一个财务部门，或者挂号，或者电子档案，这些全都是信息固导。它连不起来，既连不成线，更形不成片。信息最大的功能是要共享，它不能共享，而且没规矩、没标准，每一家都搞一套，全浪费了。所以信息化建设，我觉得国家当务之急一定要设立国家标准，要有一个国家层面的总体设计，然后你再让地方遵循你这个标准去推。你一块、一块的推，最后就可以连起来，这个非常重要。

　　凤凰网：除了这些，您觉得这个改革，还有没有其他不到位的地方?

　　李玲：我还是在想，我觉得最大的可能是认识，认识不到位的地方。我觉得中国的改革非常有意思，相对比，因为我最近也去了一趟美国。看美国的改革，奥巴马设定了他们医改的目标以后，政府上上下下是齐心协力。奥巴马一天做5次讲演，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相当于是他现在的计划经济委员会的主席，原来哈佛的校长。我几乎每天看他在电视上讲，就是推奥巴马的医改，他的各个领导，就是他的整个班子，所谓他的团队，无论是财政的，无论是经济的，还是各个领域的都是顺着奥巴马的思路在推。

　　我们现在医改，好像我觉得我们中央是思路，然后各部门都有利益，每个部门讲出来的话都不一样，你整个大政府部门没有形成一个合力在推一个。这是我从美国回来，对照我们中国医改，我觉得一个最大的，政府要齐心协力的推。我觉得政府的利益，应该是国家利益最大化，百姓利益最大化，不应该成为所谓国家的利益部门化，部门的利益个人化。所以现在下一步，我觉得各个部门如何能够形成共识，齐心协力的来为老百姓的利益服务，这是我们医改能不能进一步升华非常重要的问题。

　　李玲：公立医院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医生

　　凤凰网：现在医生这个行业在很多老百姓看来，是一个高收入的行业，有很多红包拿，还有回扣，但是实际上可能也有一些医生收入并不高，这种医改，他在将来是怎么来保证医生的利益呢?

　　李玲：医改，尤其公立医院的医改，核心的问题就是医生。你怎么能够我觉得让这支队伍真正的恢复它人道主义的情怀，为老百姓服务，有积极性为老百姓服务，而且是用低成本来维护老百姓的健康。我觉得我们现在一个是对公立医院的定位不明确。第二，对这支队伍的定位也不明确。我觉得应该说大部分医务人员，他们真的是非常辛苦，他们承担巨大的工作的压力，尤其这一年两，我们医保推的非常快，医生越来越辛苦，病人很多，而且整个社会对他们的压力非常大。因为几乎要求他们一点都不能出事故，其实医学的发展还很不完善，连美国还都有30%的误诊，出事故只要不是故意的，它其实是一个正常的，我们19亿的就诊量，你想想，你按万分之一的比例来算，出差错率，或者说出一点事故率都会是什么样的局面，我觉得我们全社会都应该尊重这个医生。

　　我觉得从国家层面上，我觉得应该充分认识到公立医院，公立医院的这支队伍它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因为医疗非常特殊。因为医疗，我们中国古代就是医者父母心，医生这支笔决定着患者的生死，所以你怎么能够给它的政策，给它的社会地位，给它发展的愿景，都是能够鼓励它发挥人道主义，人文的关怀，而不是现在逼着它去开药，做检查，得挣钱，所以对这支队伍的定位，我觉得非常重要。

　　另外，我一直认为，我觉得老百姓应该是愿意给这支队伍，给保障老百姓健康的这支队伍，给他们体面的生活，好的待遇，这个人口并不大，六七百万人口，我觉得中国现在是承担的起的。当然在给他们好的待遇，体面生活的同时，也对他们要严格的监管，确实也有一些害群之马，应该把这些害群之马给踢出来，如果你没好好为老百姓服务的话，你要得到惩罚。奖罚分明的一个制度，让真正的在一线辛苦为老百姓服务的医务人员，得到它应该得到的回报。

　　凤凰网：在此前出台的改革意见中，提出是鼓励社会这种多元化的办医格局，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医疗领域，我们现在怎么样能通过制度设计，来让这种社会资本愿意进入这种非盈利性这种医疗领域呢?

　　李玲：这也是这次医疗改革的第五条，我觉得中国到了这个时候，如果说过去，我们民营资本力量还不够，或者说公益心，他们挣钱还没挣钱够，还没有到了有公益心的地步。但是我觉得这几年以来，真的中国有很多的民营资本，他们已经开始追求更高的境界，它这个财富积累到一定的程度，一定会追求一个为社会服务就是公益心，慈善和为社会服务，他自己在追求更高的境界。我觉得办医院应该说是最好的为公众，为社会服务的。

　　但是我们怎么有制度的设计，能够鼓励更多的资本进来?第一，我觉得要给它社会地位，因为它这个时候来办医院，它不是为了挣钱，办非营利性的医院，它是要得到社会的承认，它是要得到荣誉，得到认同，得到社会价值，所以我们要给它尊重，给它社会价值，鼓励这种慈善，鼓励公益事业。第二，是财务上的，给它税收的减免，也就是说它把这个钱投来办医院，这个钱是免税的，税收的减免同时严格的财政的监管，也就是说你这些钱就是办了医院，你不能指望到年底还得拿所谓回报的。因为非盈利性医院，它不是不盈利，它的收益是不能用来分配的，也就是说它只能在滚动，继续来办慈善事业，或者是公益事业，我觉得现在是时候，我们可以能够吸引更多的有社会责任感的先富起来的人投入到为公众服务的事业中。

　　凤凰网：但是资本它毕竟是逐利的，尤其这种社会资本办非盈利的医院，毕竟不能让它们亏损运营?

　　李玲：我想它做得好的话，不应该是亏损，至少打平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如果是有亏损的话，应该说政府也应该可以给予一定政策性的补偿。也就是说对于社会资本来办非营利性的医院，首先就是我说的，它必须来做慈善的，它不是说把这个钱放在这里，我来挣钱的，来捞第一桶金的，这样的人你不能让他来开非营利性医院，他一定是挂羊头卖狗肉。

　　这个我觉得在我们国内确实施行还是比较难的，因为我们现在对我们的公立医院都没有能够好好的监管，也就是说我们在公立医院都在盈利，所以这其实我们整个这个医疗服务体系的改革，或者医改背后是我们的财政体系，税收体系的改革。[$PAGE]

　　李玲：因病致贫状况将逐步得到解决

　　凤凰网：这是最严重的问题。我们知道这种基本的医疗保险，它只是保障一些最基本的这种医疗问题，而对于一些大病显得是杯水车薪，我们也这么多年整天听到，号召大家要为某某人捐款，得了白血病什么的。您觉得在这些大病面前，政府能做什么?

　　李玲：我想你这个问题，我从两个层次来回答。第一个保险，我们现在所谓叫做医疗保障。这个概念，我们现在讲的医疗保障，就是一个保险。城镇职工的，城镇居民的，新农合，这就是我们所谓现在医疗救助，现在各种不同的保险，它叫保障。其实真正的保障老百姓的健康，这个保障还必须要包括服务体系，就是包括基层的，社区的医院，农村的3G医疗网络，大医院。像政府最终应该做的模式，其实不是一个单纯的保险。在中国做保险，我觉得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很难做成什么。国际世行研究的结果，做保险的国家必须要工业化程度高，城市化程度高，正规就业人口高，你才能收得上保费。

　　我们现在实际上是靠政府财政大量的投入，是靠政府用财政，用税收的钱去帮助老百姓设了一个保险，这个可持续性其实不是很强的。因为我最近去最富裕的地区，比如浙江、江苏，他们现在基本上已经到300块钱，就是新农合已经到300块钱，这样的一个保障水平。全国才100块钱，他们已经到300块钱的一个保障水平，而地方政府的投入已经到200元，就是个人交100元，地方政府投200元。这种最富裕的地方，他们财政已经非常吃紧，因为你很容易算一算100万人口，50万人口是农业人口，他得付多少钱，这是每年、每年的投入。

　　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在短期各种保险的推进，是扩大老百姓覆盖的程度，但是成为一个长远的制度设计只是一个筹资体系，只是筹钱的一种方式，至于未来我们的制度，实际上是政府一手抓着筹资的体现，一手抓着服务的体系，让它要合作，怎么省钱才是硬道理。不能说现在政府投了很多钱到保险这一块，然后又控制了它每年的结余利是10%，拼命要把这个钱花掉，医院就拼命从这里面来抠钱，很多浪费。所以2009年医疗费用的上涨是非常快的，这个上涨里面一部分是过去没有得到满足的需求现在释放出来了，但是，另外一方面真的是我们医疗资源的浪费。所以你如果没有很好的管住医疗服务体系，尤其是公立医院，让它用最低的成本为老百姓服务。那么我们保障程度越高，保险筹的钱越多，浪费可能会越大。

　　第二个，层次来回答你的问题，我们现在只是基本的，其实真正使老百姓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是重大疾病。一家得个癌症，得个白血病，全家倾家荡产，人财两空。我觉得我们国家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恰恰要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不能让老百姓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面对重大疾病，他完全无能为力。现在有条件的城市，像北京上海现在覆盖已经到27万，其实一般问题都能解决的。

　　这一次公立医院的改革也正在推，对一些重大疾病，比如白血病，正在试点全部由政府解决。你得了白血病以后，费用都由政府承担，个人自付一点点，也有一定的供付，但是，基本上就会有政府来帮你解决，通过保险，通过政府的补助来把这个问题解决。白血病，心脏一些大型的重大疾病，现在发病率最高的，对老百姓影响最大的疾病，可能会逐步增加得到解决。

　　李玲：“中国模式”需要探索出低成本健康之路

　　凤凰网：在您的新书《健康强国》中，您提到了中国模式。就是说中国成立后，前30年的医疗卫生体制是创造了奇迹。您觉得当年的模式，对现今来说有没有什么样的借鉴意义?

　　李玲：当然有了，因为医疗问题是世界难题，每个国家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面对的医疗费用高涨，政府、企业、个人难以维系，难以支付这样的局面。比如美国这么富裕的国家，为什么都在力推医改，在这种金融危机里面。因为奥巴马就看到了，如果医改再不改，它的失业率继续升高，因为它的医疗费用是中小企业自己要承担的。现在它的人均医疗费用已经8000美元，这要企业来承担，所以它一般能不雇就不雇人。

　　我刚刚从美国回来，我觉得美国刚刚宣布失业率到了10.7%，但是我在波斯顿的机场连头等舱，它都不顾人，它都用机器。就是它能用机器用机器，它不顾人，所以它的失业率会继续攀升。为什么它不雇人呢，就是雇人工资高，再加上我要给你付的养老、医疗，这费用太高了。所以奥巴马为什么在经济危机的时候推医改，他说他的医改是要为美国未来奠定全新的基础，使美国有竞争力，因为昂贵的医疗费用拖垮企业，拖垮政府，拖垮个人，就使得你的国家没有竞争力了。

　　所以为什么我不断的强调了，就是低的成本保障老百姓健康。使劲投钱是不可持续的，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承担的。最富有的国家都承担不了，中国现在我们的人均收入还在100名以外，所以我觉得我们在有机会重新设计中国的医疗改革的总体方案，以及在建立我们新的制度的时候，我们必须时时刻刻记住我们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有限的资源一定要用的合理。

　　在第二个层次为什么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它都面对费用昂贵的问题呢。一个确确实实是科学技术进行带来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医疗领域非常特殊。您要让医生和医院趋利的环境中，你也难以控制它的费用，而且尤其是你让患者把医疗作为一个一般的消费，就像去高档饭店吃一吨饭是一样的。他的需求，你也是没有办法控制的。因为现在医学技术，你只要一个人在那种生物意义上活着，反正各种仪器上他都能活着。他能耗尽资源，但是其实是没有任何社会的价值的，所以奥巴马的医改里面，其实他也抓到了医改的关键点，怎么能够尽量的把利益要从医疗领域去掉。

　　所以回头到我们中国所谓建国以后的经验，它恰恰那个时候把医疗作为了一个国家战略，它没有说让医院得挣钱，要强调它的这种所谓个人或者个体机构的收益，而是通过组织起来，公共卫生，通过我们的政治优势，组织的力量来发动每个人来参与，而不是到最后都得病了，然后就拼命治，那是治不完的。

　　其实我们每个人是最大健康的生产者，健康取决于我们每个人，就是你个人的生活方式对你的健康里面起的作用是60%以上，15%是环境，15%是遗传，医疗能起的作用不到10%。所以从前30年我们中国的经验里面，一个就是要形成一个有序的医疗体系，层层转诊，过去一般来说在基层，小病在基层就都解决了，然后疑难杂症往大型医院转医。第二个就是防患于未然，即使我们中国当年1949年以后的经验，其实也是我们中国文化长期以来，我们就是一个养生的文化。

　　《黄帝内经》里面，“上医治国，中医治人，下医才治病”。不能都等到病，所以我觉得中国模式里面，之一就是我们怎么能够利用我们制度的优越性，我们文化的优越性，加上现在的现代信息技术能够探索出一条低成本的维护老百姓健康的路。如果我们能够找出这个路，我觉得它就是对人类的一个贡献。

[责任编辑:毛迪]